2011，我们需要“明白”的国学
络也出现了复杂的猜测:山东教育厅此举莫非是为了“推销”自编的“传统文化教材”?无论这一消息“背后”的故事还有多少,至少也是传达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所谓“传统文化”依然需要接受“现代”的考验,“国学”本身也亟待从内容到形式上获得刷新。
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国学”之出现,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保存传统文化的强烈意愿,但这样的保存同时又具有现代世界的思路与眼光,正如第一个开办国学讲习会、倡导国学的章太炎先生所意识到的那样:“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在这里,章太炎对“国学”的重视和他对世界形势与时代特征的把握同样地重要。正因为如此,当年太炎先生国学弟子中,赫然屹立着新文化运动的几员大将与学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今天的人们常常以“国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动辄将国学的弘扬、文化的复兴联系到“五四”的所谓偏激与破坏,殊不知恰恰是五四一代开创的“现代”文化让国学真正具有了走向世界的可能,也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故”的整理。“国学”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意义上成为“学”,就是因为它已经参与了现代文明的建构,不再是“古老”典籍的简单继承。当然,如今那种痴迷于故纸堆的迂阔之士并不多见,倒是“国学”的形式化、时尚化大行其道。“学者”明星化、“学术”利益化、“学习”表演化、“学位”官僚化,总之,以“国学”为名义的急功近利的社会现象正在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坚实、质朴、谨严精神的莫大讽刺。
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是五四新文化的旗帜,也是现代国学的发扬者,因为他对“当务之急”有着切实的感受,是“明白人”做着“新国学”。2011的我们,不就需要这样的“明白”,这样的“新国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