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又名龚祚，字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因晚年居于昆山羽涔山馆，又号羽瑢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龚自珍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龚提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其母段驯，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段玉裁之女。
龚自珍在母亲的教育下，自幼便好读诗文，经史。稍长即随其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研习古文字及经学；后又受业著名的公羊学家刘逢禄，通晓公羊学的微言大义。自珍二十七岁中举，二十九岁开始做内阁中书。
龚自珍与“配经说”一龚自珍1学行述略屡次会试不第，至三十八岁时才中进士，由内阁中书历任宗人府主事、礼部祀祭行走、主客司主事。
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五十岁卒于丹阳书院。其著作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三百余篇，诗词近八百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此外，他的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收录诗歌３５０首，多是咏怀和讽喻之作。
龚自珍幼年便从其外祖父段玉裁处接受文字学及经学的教育，后又跟随刘逢禄学习公羊学，因而其治经受公羊学影响颇深，带有明显的公羊学色彩。
段玉裁为其打下的深厚的小学功底以及从刘逢禄处所接收的公羊学思想，形成了龚自珍不分门户、重视实学的治经理路，而且对其学术生涯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身处于社会危机一步步加深的嘉道之际，而此时的考据学的弊端业已更加显。龚自珍一方面批评考据学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一方面试图通过重新反省学术经世精神的实质，冀图拯救社会。
龚自珍在其著作中援引儒家经典，对腐朽社会进行大胆的揭露与批判，呼吁改革。此外，他还对经学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从中探求新意，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龚自珍在经学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六经正名”，即“经目”为六，不可变异。其“配经说”也是由此而发。
2“配经说”所述段玉裁主张将十三经扩大为“二十一经”。龚自珍虽是段玉裁的外孙，但他对经目的看法与段氏完全相反。龚氏强调经目为六，不可增减；但他又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了段氏增加经典主张，因而提出了“配经说”。虽看似矛盾，但都是龚自珍“六经正名说”的体现。
“六经正名”即为六经正名，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其数目不可增减，而且六经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
龚自珍认为，孔子之前已有六经，其经目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而且六经之名“由来久远，不可臆增益”。后世所增的“经目”，乃是由孔子弟子记述圣人之言而成；抑或是由经师解经而成的“家法”、“师法”。龚氏称之为传、记。此外还有与经相关联的群书。何为传、记、群书。
二刘恭冕与“广经说”1刘恭冕学行述略刘恭冕（１８２４—１８８４）字叔俛，号勉斋，江苏宝应人，清代经学家刘宝楠次子。刘恭冕少时受学于从叔刘台拱，后随父刘宝楠生活于知县任所，受承家学，锐志读书。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中乡试举人。曾受安徽学政朱兰聘请，校阅试卷。
同治年间应曾国藩之聘，在江南官书局校书；后经举荐入金陵书局校书。又受李瀚章延请主持李鸿章主办的湖北经心书院，任首任院长。
刘恭冕受扬州学派博洽贯通、实事求是的学风影响以及深厚家学底蕴的浸染，造就了刘恭冕独特的治经理路。
刘恭冕承其父未竟之业续成《论语正义》。此外，他还有撰有《广经室文钞》、《何休注训论语述》、《论语正义补》等。刘恭冕生活于清代中期稍后的咸丰同治年间，学术研究方法基本继承了乾嘉汉学的风格，治经思想不乏创新之处。而他所提出的“广经说”正是其治经思想创新的体现。
2“广经说”刘恭冕在《广经室文记》一文中提出了“广经说”,他也提到这一理念与经学家段玉裁有他赞同段氏的“二十一经”说，但对段玉裁的学生沈涛所提出的“十经说”不甚同意。
他认为，“炜书杂出附会”，不应入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别自为史”，《国语》与《左传》“相辅以行”，故应将《国语》入经。《逸周书》为周史所记，也应入经。《荀子》为圣门后学，《史记》、《汉书》将孟荀并称，因此《荀子》也应入经。刘恭冕的“广经说”尤为重要的是将《荀子》纳入“经”的范围。
荀子与孟子同为孔子以后儒家的两位大师。但至宋代，《孟子》被尊为儒家经典，而《荀子》则被视为孔门“异端”，长期受到儒学正统学派的排斥。
此《书》中所提刘伯山为刘毓崧（１８１８－１８６７），字伯山，是仪征刘文淇之子。他传承家学，精研《春秋左传》。刘文淇与刘宝楠被时人并称为＂扬州二刘＂，且相约各治一经，两家为世交。故刘恭冕与刘毓崧感情甚笃，以学问相交。刘恭冕在与刘毓崧的书信往来中提出＂广经说＂，且将史书入经，或许是受了刘毓崧的影响。
黎庶昌与“亚经说”一黎庶昌1学行述略黎庶昌（１８３７—１８９６），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和散文家。黎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立志求学，先后拜郑珍、莫友芝等大儒为师，“稽经考道，学以大进”？。他留心世情，广泛涉猎四部之书，尤留心于史籍。
咸丰年间，黎庶昌曾北上京师，应顺天乡试。但两次不第，困居北京数年。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清廷下诏求言。黎庶昌以廪贡生身份上书，针砭时弊，畅述改革方略。
清廷特赏知县，将其派往安徽曾国藩大营差遣。黎氏因此入曾氏幕府，以师事曾国藩。黎氏与幕中许多文人学者交游，与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往来甚密，被称为“曾门四大弟子”。曾国藩北调以后，黎庶昌受聘入江苏巡抚丁日昌幕。后又署理吴江、青浦等县知县。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黎庶昌奉命出使英、法、德、西四国，驻西欧六年，对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民俗、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观察，写成了《西洋杂志》一书，记载其所见的异国风物。刊刻成书后，使国人大开眼界。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他出任日本公使。驻日期间，广交日本士人，增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他凭借使节身份，广泛搜罗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刊刻成书，是为《古逸丛书》，共２６种２００卷。
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亚经说”黎庶昌在《周以来十一书应立学官议》一文中提出了“亚经说”，黎氏指出，“亚经”之论渊源于曾国藩，乃是对曾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曾国藩认为，《庄子》、《离骚》、《文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通典》、《文献通考》、杜甫之诗、韩愈之文，均乃“旷世大才”之作，故应以之配于经典。但曾氏并没有指出应将这些典籍配附于何种经典之后，也没有给出个中缘由。
黎庶昌则分别将之次于《孟子》、《毛诗》、《尚书》、《左氏》、三《礼》、《尔雅》。因其地位不足以称“经”，故名为“亚经”。不难看出，曾国藩和黎庶昌仍秉持传统学术中以经为尊的理念。但他们又不满足于十三经的治学范围，因此黎氏以“亚经”为之命名。
这一时期的官方指定的“四子五经”之书已无法满足治学需要，而学者“私家诵读”的内容，虽远远超出了官方规定的习读范围，但却是“不刊之典”，应“立入学官”。黎氏还引用孔子之言为其证明。因这些“私家诵读”的内容中有部分典籍尤为重要。
二“广经说”的意义1治学标的清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广经说”在经学发展史上虽不为人注意，但它所代表的这一时期学者治学由“专经”向“通经”的转向以及回归经学原典的趋势则是不容忽视的。“广经说”一方面体现了清代中期以后的学者们摒弃传统汉学矻矻于一经、繁琐孤陋的考据传统，表达了他们在治学上强调兼容并包，“通经致用”的要求。
他们将史书、子书“入经”，扩大了经典范围，目的在于实现他们所提倡的“通儒”的理想。另一方面，“广经说”中所增加的大多是先秦时期的典籍，几位学者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这一特征反映出这一时期学者以回归原典为治学标的取向。
2回归原典“广经说”中所含的回归原典的取向仅体现在将先秦典籍升格为“经”，并没有如经学史上的三次回归原典运动那样对经学的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和整理，因而“广经说”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无法与之相比。
它是当时的一些学者在反思乾嘉汉学积弊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挽救孤敝学风的尝试。“广经说”要求拓宽学者的治学视野，不光于经学之中求学问，也要重视史学、子学的价值。因此，“广经说”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反思汉学、倡导“通核”的治学目标上。
而且各家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各有不同，所增加的典籍也因人而异。加之“广经说”仅是几位学者的一家之言，并没有形成如经学史上“回归原典运动”那样的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潮，因而其回归原典的趋势相对较弱，其影响力也无法与上述回归原典运动相提并论。